6月26日，2018年SCI影响因子公布。《临床医师癌症杂志》以244.585的高分位列榜首，比著名的CNS三大期刊总分还要高。榜单前十名杂志均为生物、医学类期刊。被科技界熟知的三大顶尖期刊《自然》《科学》及《细胞》影响因子分别为41.577、41.058及31.398，位列11、13及25位。
一天内，上述消息铺天盖地占据了电子设备屏幕。“感谢第一时间提供！事关科研人的钱财和声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名科研人员在别人转发的消息下评论。
SCI放榜引爆科研人员朋友圈的背后，折射出令人担忧的现状，影响因子“神话”依然如故。
“这是科技暴发户的群体响应。”看到SCI放榜消息“霸屏”，一位一线科学家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如果以SCI影响因子为评价标准，近年来我们国家科技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家表示：“我回国16年见证了我们国家科技的迅速发展，的确从以跟踪为主到全面并跑。”
然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依然只能在西方国家提出的体系中发展，缺乏重大原创成果。学者们认为，SCI导向的选题机制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无法自立门户，也难以真正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一些机构与学者专家怎么也看不起本国学者与专家的发明创造。没有高频次被引的SCI文章，就不能被评上人才头衔，不能获奖。”前不久，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在本报上刊发评论《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成就国际一流》，痛斥“论文挂帅”现象。
事实上，影响因子高的刊物要求审稿人都同意才能发表，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往往集中在热门领域，创新性强的论文不容易发表。
脱下“暴发户”的外衣，让中国科学研究更加务实、发展更有质量，成为科技界共同的期盼。科学家们指出，对SCI影响因子应该持理性态度。“影响因子是文献计量学的指标，是统计数据，不能简单用来评价个体。”上述科学家说。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丁奎岭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SCI作为评价指标，将很快被摒弃。未来成果评价的重要判据，一定要回归科学的本质，强调成果的原创性、特色与影响力。”
“要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5月底，习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将论文作为人才评价标准”指的正是以SCI影响因子对科研工作的定量评价。
SCI的全名是“科学引文索引”，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创办，后来成为国际公认的科学统计与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长期关注科研评价的科学网博主李东风在其博文中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将SCI引入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后，中国学界竞相模仿，教育部门等也将SCI文章的多少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
作为半个世纪前的一项“发明”，SCI影响因子在今天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2017年底，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提到的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早在2006年，《自然》就透露，对于在该刊发文的人员,其所在单位会给予25万~30万元的奖金。
目前，即便是SCI影响因子受到广泛诟病，科研机构、大学仍普遍将发表SCI论文作为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的“硬杠杠”之一。
多年来，过度倚重SCI影响因子进行科技成果评价已经逐渐被异化和滥用成为“唯论文”评价的导向，严重恶化了科研环境。
“论文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特别是SCI类论文，已成为部分学者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象征，也代表了其拥有的资源。”陆大道认为，这使科学技术人才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在某一些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科研环境。
学术诚信缺失是随之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近年来，为帮助科研人员在SCI期刊上快速“挣取”影响因子，打着“润色论文”旗号的国内第三方机构提供种种论文服务的灰色产业链应运而生。《中国科学报》记者曾暗访第三方机构揭示了文交易，花几万元就可以在SCI影响因子为0~1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中科院院士王乃彦曾评价医学界买论文的现象：“评价医生的方式并不是发表论文，而是救死扶伤、看病救人。”他还指出，科技成果的评估体系要因工作性质和学科内容的不同而不一样，不能一刀切，不能一切都以发论文为唯一的标准。
SCI影响因子也成为期刊的“紧箍咒”。一些期刊为了获得更高的影响因子，不惜采取“自引”“互引”的方式。每年的JCR报告中会以不公布其影响因子的“”方式来处理。《中国国际法论刊》《中国机械工程学报英文版》等期刊就中了招。
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郑兰荪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SCI评价体系的推广极度影响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导致我国的研究力量向一些时尚的热门学科聚集，不利于我国科学研究的长期发展。”因此，大力提升国内中文科技期刊的影响力、从评价导向上引导形成有利于产生重大原创成果的科学文化氛围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