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维权8年后，年近九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终于等来了中国知网的道歉和70余万元赔款。从2013年起，赵德馨以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起诉中国知网，并全部胜诉。
知网低价甚至免费收录科研人员学术论文，对科研机构和高校师生有偿使用并逐步的提升价格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
“赔偿给赵德馨教授的70万元，是知网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属于赔偿相应的损失的性质。”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丛立先表示，从法院的判决结果看，未经作者许可或者存在许可瑕疵时，知网大量收录学术论文并以此牟利属于侵犯权利的行为。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版权保护期内的论文的版权依然属于作者本人。
目前，该事件引起连锁反应，赵德馨教授的学生苏少之也和知网打起了官司并胜诉。但记者联系多名专家学者，他们对知网这类行为强烈不满，“需要论文的人要付费下载，结果作者拿不到一分钱”，但均拒绝接受进一步采访。一位青年学者和记者说：“对我们来说，论文如果因为维权登不上知网，在学术上，面临很大的损失。”
近年来各级各类学校严格论文查重要求，论文查重功能的需求在毕业生群体中暴涨。
与维普咨询和万方数据等平台相比，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拥有显著的数量、种类优势，其收录的独家期刊在覆盖学科、论文质量上都远超同领域其他平台。
2019年第5期《现代法学》上刊发了《学术数据库经营者不公平高价行为的规制困局及其破解》一文，据该文作者统计，知网全文期刊数据库收录了独家与唯一授权期刊3964种，占我国期刊总量的43%；其中，核心期刊778种，约占全部核心期刊的42%；包含各学科排行前3名的期刊194种，占前3名期刊总数的64%。因此，许多高校要求以知网的查重结果为准。
目前，高校普遍为学生免费提供两次知网查重检测，一次是初检，第二次是专业检查，即终检。而用完学校提供的免费论文查重机会，还有很多学生愿意花钱购买更多论文查重服务。
一次168元，一次760元，在花了近千元购买论文查重服务后，湖南省某高校毕业生张宜玲“才安心”向学校提交了毕业论文最终版，查重结果接近学校查重的最后结果，为5.1%，“这笔钱如果用在伙食上，能在食堂吃一个多月”。
对于学生反映的收费高的质疑，知网多次发出通告称，从未对个人用户开放查重功能，只有高校和科研单位等机构用户拥有该权利。
2020年4月，知网发布《通告》表示，“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方法盗用或通过非法途径获取检测账号利用互联网向个人销售知网学术不端检测服务牟利的行为愈演愈烈”，将采取“对管理不善泄露或倒卖的，包年用户取消包年服务模式，重新核定年度服务数量”等惩罚措施。
今年毕业季前夕，网络站点平台查重费用再次提高，让毕业生们“难以接受”。记者在某电子商务平台上发现，商家宣称依托知网的论文查重价格呈上涨趋势，且售价越高，其背后数据库内容更加齐全，甚至会出现1800元、2000元一次的报价。
此外，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论文不在重复率上遭遇难题，一些电子商务平台上还衍生出了“降重”服务，即帮助作者降低论文重复率。
南昌某高校本科毕业生景怡，在某电子商务平台上购买了查重和人工智能“降重”服务，花费1500元，五天时间内拿到了“低于学校规定的重复率限制的论文”。
针对一篇全文约23000字，重复比率接近30%的本科论文，提供查重和“降重”服务的商家回复记者，“降低到15%以下，收费530元，降低到10%以下，售价660元。2天内反馈，采用中国知网系统”。
该商家介绍，降低重复率确保文章大意、学术观点、内容框架、结构不变，语句逻辑通顺，不会增加、删减内容，“我们会找对应专业的修改老师通过改变表述方式，达到降低重复率目的，确保文章专业性”。
“查重机会被当作商品买卖，还衍生出‘降重’服务，严重破坏学术规范和学术生态。”一所中部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李玉说。
一方面知网明确规定不向个人开放查重服务，另一方面，学生又有查重需求，为什么学校不能给学生提供多次查重机会呢？
“学校提供免费查重机会是告诫学生不要抄袭，而不是帮助学生逃避抄袭的监测。”李玉道出了学校的考量。至此，知网和学校各有理由，却把一部分毕业生的论文查重需求推进了市场。
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表示，学校将暂停知网的使用，原因是续订价格太过高昂，且每年报价都在上涨，2010—2016年之间，知网的使用费共上涨高达约132%，年均涨幅约19%，“学校已无力承担”。
因为续订知网的价格大大上涨，“学校无法就续订价格与知网达成一致”，北京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也发布即将停用知网的通知。这一风波还曾波及河北、山东、云南等地多所高校。据记者了解，这些当事高校不久后便又重新订用了知网服务，但这并不意味有关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学生、教师都要用，知网一家独大，我们也是被逼无奈。”上述一所高校图书馆负责人和记者说。
在与高校的拉锯战中，知网上调价格，高校和师生承担的直接、间接成本越来越高昂。
一位北京高校图书馆原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每年给知网大几十万，今年超过了80万元，每年都涨，超过承受范围了”。高校图书馆资源大致上可以分为纸本图书期刊、中文和外文数据库，“购买知网占中文数据库购买经费超过三分之一，只能减少购买其他的一些子库”。
因为与高校签订了合同，目前高校内师生可在校内免费使用知网下载论文。但对于社会用户，需要付费下载。目前，在知网上下载期刊论文约0.5元一页。硕士论文15元/篇，博士论文30元/篇。
根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就曾经提交提案，认为中国知网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知识信息资源的集成整合，建成了知识资源互联网传播扩散与增值服务平台，慢慢的变成了为全社会提供资源共享、数字化学习、知识创新信息化服务的龙头老大，很容易通过垄断的地位摄取高额利润，从而造成知识获取成本一直增长。因此，他建议把中国知网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20多年前，知网在国家全力支持下建设“CNKI数字图书馆”，其官网图标显示其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2018年年底，其控股公司同方股份发布了重要的公告称，清华控股拟向中核资本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同方控股股票，中核资本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同方股份财报显示，2021年上半年，该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收入4.96亿元、归母净利润1892.70万元，毛利率为51.30%。
知网搜集和存储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资源直接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其学者学生，作为公共产品，这些学术文献具有公益属性，但知网以此为基础的商业运作模式却始终遭受质疑。
“从本质上讲，中国知网搭建的是公共知识数据库，但现在公益属性越来越弱，商业味越来越浓。”丛立先表示，目前看知网定价机制不透明，最主要的收益依然来自版权收益。
尽管在技术搭建和网站运营存在成本支出，但到底该不该收费？怎么样收费才算合理？光明日报记者就知网收录论文是否向作者支付稿费以及收费标准如何制定等问题，通过知网官网向其市场部发出采访函。截止至发稿，未获回应。
“学术数据库提供的产品与一般商品不同，一旦学术文献的版权资源形成垄断，供给方式单一，经营者凭借这种垄断优势实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危害很大。”武汉大学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孙晋提醒，“但比起市场垄断，知识垄断更值得警惕。”
在孙晋看来，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学术数据库经营者提高价格，不仅使公共知识资源受损，还抬高了这些期刊的受众门槛，使得知识无法广泛传播，更易形成“知识垄断”。
有学者向记者表示，知网搜集的知识资源来源于社会，其资源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性，不应将取自社会的资源单纯作为其牟取暴利的凭借，而是应“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坚持服务的普遍性和公益性。故作为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知网提供的服务应面向公众，满足公众对知识的需求，提供均等化服务。
2012年，中国社科院建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推进学术资源的公益使用、开放共享，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优秀期刊都在这里开放存取、免费查取。李玉坦言：“只是目前影响力有限，因为收录期刊不多，资源聚拢上遭遇瓶颈。”
“在国外，有很多数据库由公益协会或者政府出资支持建设，研究结果也应由纳税人免费获取。”李玉说，“从这一点看，政府要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采取比较有效市场干预和引导，积极开展开放存取模式探索，最大限度去除科学研究和知识共享上的壁垒，以激励更多的学术创新。”
从关注案件本身，到探讨作者、期刊、数据库平台三者的责权利关系，光明日报对此作了连续报道。在信息爆炸、技术方法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知识分享却面临“困境”：高水平学术资源付费过高，能免费的资源质量又过低。对此，多名专业的人建议，由政府主导建设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解决知识分享遇阻问题。
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建设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有哪些经验可借鉴？开放存取的知识分享模式，怎么样提高吸引力？成了学界热议话题。
对于知网赔款、道歉和部分降价等做法，有人说接受，但也有学者觉得，在知识共享时代，学术文献却被企业平台束之高阁，成为价格不菲的商品，走向了信息时代的反面。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学术期刊中心副主任、《全球变化数据学报（中英文）》编辑部主任刘闯说：“知网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提醒我们，是时候下决心建设以学术论文为重要内容的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和共享平台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科技界集中解决了两个战略问题：其一，科学数据是国家战略资源，国家应该管起来；其二，在科学数据管理上，我们走商业化道路，还是走公益性道路？最后，我们最终选择了科学数据公益性共享道路。”刘闯介绍。
2002年，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力量介入，开始酝酿建设科学技术基础条件平台，由科研人员上交科研项目中的所有数据，有序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截至目前，我国建设了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等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科研成果包括科研数据和科研论文。如果说科研数据需要得到收集和保护，那么期刊论文既是知识传播主体，也是国家资源。”刘闯说。
而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凡勇昆观察到，中小学教师想做研究却遭遇没有权限下载论文的尴尬，“大多数中小学校并未购买知网服务。”
“如同政府建设公路、公园和图书馆一样，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享用无竞争、非排他、非营利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凡勇昆说，“文献服务和管理不能过度集中，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的建立，能够尽可能的防止部分数据库一家独大，促进资源普及、共享。”
目前，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对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免费开放，研究者可以查询和下载资料。
凡勇昆说：“一些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得到了政府经费资助，但很多科研成果论文，缺乏免费下载的正式渠道。”
“数据库建设需要足够的耐心，即使是政府主导建设数据库，要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囊括所有的、全系统的数据内容也十分艰难。”凡勇昆曾参与教育部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数据库建设。“一个存在竞争力的数据库背后，必须要有强大的技术、管理团队以及资产金额的投入，这是基本前提，也是知网发展迅猛的原因。”他表示。
目前，很多数据库都有自己的特点或优势，馆藏图书数字化平台，能查到图书馆大部分图书的电子版，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适合出国者学习英语。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又该如何定位？
“注意区分基本服务和特色服务。”凡勇昆认为，基本服务功能要面向全用户，解决用户对文献的查询、下载等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普惠性需求，应具备免费、便捷、平等的特点。
对于一些用户的特殊需求，如学位论文查重服务、个性化的文献分析等，“可根据规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凡勇昆表示：“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也要有开放的市场意识，不能因为收费‘因噎废食’，也不能将免费视为‘理所当然’。”
东部一所“双一流”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芮建江认为，因为缺乏商业竞争和市场驱动，公共知识产品供给有可能会出现“滥竽充数”现象，造成低质量充斥、监管缺失和服务迟滞等问题。
过去，一些公共知识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部分质量不高、服务不好、利用率低的“滥库”“呆库”。芮建江说：“我们应该采取类似基础设施定价措施，形成备案与价格管制方案，在公益性和商业性中找好平衡。”
数字出版在西方起步较早，商业化路径清晰，爱思唯尔等国际知名数字出版平台异军突起。刘闯介绍：“面对数字出版巨头的包围，日本曾面临和我们目前类似的情况。”
1998年，由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开发建成“日本科学技术信息集成系统”（以下简称“J-Stage”），收录了日本各科技学会出版的文献，学科分为数学、通信与信息科学、综合、物理、自动化等。
截至2022年1月，J-Stage收录了25个领域的3453种期刊、会议文献、研究报告等共约530万篇文献，其中86%的学术期刊、95%以上的学术论文是全文开放获取。
在刘闯看来，J-Stage的做法能够理解为，日本政府资助建设以学术期刊为重点、以开放获取为主导、容忍付费使用并向全世界开放的国家级、公益性知识服务平台。“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层出不穷，与其开放存取的知识共享环境不无关系。”刘闯说。
2012年，中国社科院建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推进学术资源的公益使用、开放共享，公众可以不要钱下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论文成果。该数据库于2013年正式上线，但其影响力仍旧没办法和知网相比。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用户关注度报（2019年度）》显示，该中心上线万篇。
“每篇论文下载量平均为1.6次，这个数量几乎能忽略不计。”在某新闻传播类期刊主编曾小伟看来，“从行业内部看，篇均100次即为‘低下载量’，优质期刊篇均下载量，一般从数千到几万不等。”
曾小伟所供职的期刊是优质期刊，同时被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收录。对于该刊单篇论文下载量来说，曾小伟的心理预期是“1000以上”。
“本刊内容在知网上的下载量大多高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十倍以上。”曾小伟介绍，目前，知网与该刊采用的是“双免费”的模式，知网无须向期刊付费，以获得优秀品质的内容；期刊也无须向知网付费，以换取网络传播权。
在知网风波中，相较于一边倒的舆论，曾小伟有不同意见：“相比上载该期刊论文内容，知网设计了专门的提交平台，通常情况下，两天就能够实现‘论文上网’。但是，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提交论文，只可以使用普通邮件，论文通过邮件传过去，一周后才有回复。有些时候，‘论文上网’需要半个月时间。”
“此外，知网还有一个庞大的同行匿名评审专家库，在帮助期刊特别是弱小期刊上，作用很大。”曾小伟认为，数据库容量大小、用户数量多少、界面是否友好科学，市场服务和竞争意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014年6月，刘闯和同事们建成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出版系统，出版了1000多个科学数据集、400篇论文，汇集了近40万篇论文，全部在知识产权保护原则下开放共享。
如果数据库建成，如何吸引学者主动上传作品，愿意将其视为学术分享平台？这是所有数据库运营者都会遇到的问题。
凡勇昆说：“数据库建设不能只搭建平台，而不打造平台。如果筹建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要对影响因子作出明确规定，引导作者、期刊主动在这样的平台上共享知识。”
学术交流不仅包括学术知识传播，还包含学术评价等多重机制。芮建江说：“大家对知网的依赖度高，是因为其建立了一个学术评价体系，很多作者和期刊以被其收录、引用、下载的结果，来衡量学术影响力。”
刘闯建议：“在顶层设计上，应鼓励期刊论文上传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并纳入‘卓越计划’等国家评价系统中。”“卓越计划”是在中国学术期刊领域具有导向性的国家计划，由中国科协、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实施，最终遴选出近300种领军期刊、重点期刊等。
优质平台具有评价导向，更容易聚集优质资源，其中影响因子无疑是驱动因素。芮建江表示：“在国家知识资源库建设上，要逐渐形成科学的评价体系，以增强平台吸引力，确保高质量知识论文不断涌现。”
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消息：根据前期核查，依法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了重要的公告称，坚决支持，全力配合，“将以此次调查为契机，深刻自省，全面自查，彻底整改”。
此次知网被立案调查，释放了什么信号？涉嫌实施垄断行为，表现在哪几个方面？该如何优化解决？记者就此专访了反垄断领域专家。
今年4月，因近“千万级别”的续订费用和“苛刻”的续订条件，遭中科院反对，知网曾一度暂停中国科学院对CNKI数据库的使用权限。近年来，因连年涨价、涉嫌垄断经营等行为，知网屡屡被推上风口浪尖。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表示，知网收录的中文学术文献种类与数量、期刊数量以及独家期刊的数量和质量、用户规模及覆盖率、用户依赖程度、市场销售额等均长时间明显处于领头羊，在学术文献收录和服务协议中设置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无论是采购学术文献还是销售知识数字化产品的价格“几乎不受竞争约束”，具备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特征。
时建中认为，综合各方面信息，知网与大量期刊、高校签订独家协议，限制它们与其他第三方学术文献数据库服务平台合作，锁定上游优质学术资源，人为制造知识流动壁垒，使其他竞争者难以与其开展公平竞争，影响知识的分享和传播。
“同时，知网通过低价收录、高价出售的方式获取超高利润，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连续多年大幅度提高数据库价格，增加了用户的负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时建中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专家库专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晋称：“对知网立案调查是国家反垄断局成立以来，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对平台经济依法实施常态化监管的标志性事件，彰显了国家在法治轨道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规范和引导企业健康发展，让资本和技术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共同富裕的决心。”
时建中认为，知网是典型的平台企业，对其立案调查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实施常态化监管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向市场释放清晰明确的信号，让市场对法治建立起更加可靠、稳定和持续的预期，增强平台企业的自我合规意识，引导和激励平台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和模式创新开展高水平竞争，不断的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在孙晋看来，网络站点平台企业作为数字化的经济的主导力量，在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便利人民生活等方面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资本无序扩张、垄断与限制竞争、不公平高价、侵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
“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网络站点平台企业乃至所有市场主体规范和发展的关系，引导其健康发展，使之服从与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孙晋表示。
在信息爆炸、技术方法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知识分享却面临“困境”：高水平学术资源付费过高，能免费的资源质量又过低。该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竞争性市场具有无法替代性。”孙晋坦言，通过知网商业运作模式和市场之间的竞争格局显而易见，一旦相关市场的竞争性减弱，将会导致该市场内商品或服务价格迅速持续攀升，产品产量随之减少，服务的品质逐步降低；从长远来看，还会阻碍知识传播和创新，进而损害创新发展，妨碍知识传播，阻碍国家进步。
孙晋坦言：“知网事件告诉我们，当市场不能及时有效解决自身问题即出现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执法机关的及时干预与介入。当然，执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通过执法对经营者涉嫌垄断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目的是纠偏经营行为和矫正定价机制，促进平台企业等经营者规范与发展并重，在公平竞争中发展壮大、行稳致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破除垄断确保市场之间的竞争自由、充分、公平，效率才会提高，服务才会改善，价格才会公允，以此来实现有效供给、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孙晋认为，执法之后还需要国家在学术数据库的开发、运营过程中充分引入或培育市场之间的竞争力量，打破传统的学术数据库版权资源垄断，形成多元竞争格局，从而确立市场之间的竞争机制，并使之有效运转。“只有如此，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才能真正推动知识共享、学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不断的提高，助力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他说。
八旬教授赵德馨状告中国知网维权事件仍在持续热议。不少网友发出疑问：中国知网是否涉嫌垄断？记者就此专访了武汉大学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晋。
孙晋表示，“此次法院判决知网败诉，说明知网的行为已违背了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平等、诚实、信用等价值。”
数据库对数字学术资源的垄断，尤其是学术数据库经营者通过“独家授权”获得的学术期刊独家数字出版权，由此成为合法垄断。
孙晋表示，学术数据库提供的产品与一般商品不同，学术文献是汇集了人类智力成果的重要载体，具有无法替代性，一旦学术文献的版权资源形成垄断，供给方式单一，经营者凭借这种垄断优势实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比一般商品市场领域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造成的危害更大。
在一般商品社会，若不存在市场壁垒，当经营者垄断了某种商品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时，会促使其他潜在竞争者通过投入更多资本而进入市场与之竞争，该种商品的垄断地位也会随之被打破。然而，在学术数据库领域，由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这种版权资源垄断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孙晋举例，知识产品本身又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正如《自然》期刊没有任何办法取代《细胞学》期刊，当大型学术数据库经营者相继垄断权威学术文献的版权资源时，这些学术数据出版商在相关市场内便获得了“超然”的地位，价格竞争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学术数据库经营者便会肆无忌惮地提高其数据库价格，这种高昂的价格不仅使公共资源受损，还抬高了这些期刊的受众门槛，使得知识无法广泛传播，从而形成“知识垄断”。
孙晋坦言，要认定知网是否实施了我国《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行为，需要遵循反垄断案件审查的一般思路，即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和滥用行为判定。
在相关市场界定上，应当将涉案行为的相关市场界定为免费的文献搜索服务市场，还是付费的文献在线阅读及下载市场，依然存在争议。
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上，2019年5月出版的一本法学期刊的论文上披露：中国知网全文期刊数据库收录了独家与唯一授权期刊 3964 种，占我国期刊总量的43%；其中，核心期刊778 种，约占全部核心期刊的42%；包含各学科排行前3名的期刊194种，占前3名期刊总数的64%。与维普咨询和万方数据几百种独家期刊相比，中国知网显然拥有显著的知识产权优势，其收录的独家期刊在数量、质量上都远高过同领域的其他经营者。
最后，在行为是不是真的存在滥用性上，则需要结合个案判断知网在定价等行为中是不是真的存在正当理由。
“一切垄断都容易被滥用，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孙晋坦言，“如果学术数据库不再将版权保护作为激励创新的催化剂，而是将其当作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手段，恣意滥用版权实施垄断高价，破坏、妨碍并制约相关市场之间的竞争，其滥用行为便不能逃脱《反垄断法》的审查和惩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