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文联)相继成立。由他们创办、出版的文学期刊,兼具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具备了“新善本”的“三性”(文物性、学术性、艺术性)。针对创刊号而言,当时印数较少(一般在1000册到3000册之间),且由于用纸质量较差,又经过七十多年,刊物的纸质变黄变脆,加上自然损耗、政治运动、人员更迭等因素,这一时期的书刊流失严重,现已一册难求。
查询国内各大图书馆网站藏刊目录,除国家图书馆外,各省图书馆均只有少量或没有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
作为全国创办较早的文学性刊物,《北方文学》经历了《黑龙江日报·黑龙江文艺》专页、《黑龙江文艺》(半月刊、旬刊)、与《松江文艺》合并后的半月刊、《北方》《北方文学》等刊名的更迭,又经历了从《黑龙江文艺》到《北方文学》的停刊、复刊,直到今天。《北方文学》是一部编年史,又是一部日志,既是时代的风云录,又是历史的教科书。
《北方文学》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每一期创刊号,都是具有无比价值的文化财富。因此,对这些“前世今生”的创刊号,有必要为它们立个小传留个影。
《松江日报》时为松江省委员会机关报,1949年1月15日创刊,时任总编辑韦延年,地址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1949年6月15日,因行政区划调整,合江省建制撤销,原合江省委机关报《合江日报》与哈尔滨市委机关报《哈尔滨日报》合并于《松江日报》,时任社长陈元直。
《松江日报》创办时,松江省辖区除牡丹江一个中等城市和鸡西一个矿区外,均是以农业为主的县份。因此,为适应松江省内广大乡村与小城镇多的特点,办一份通俗而具体的,以村屯干部与广大群众为对象的,地方性、群众化的报纸成为当时的宣传需要。《松江日报》为三日刊,4开4版,竖文,大五号字。
《松江日报》创办初期,第4版为综合性副刊,刊载配合中心工作、表现群众生活的故事、秧歌剧、鼓词及常识等,所发稿均经编辑作通俗化编写。如前5期,配合农村民主建政工作,发表了《夫妻拜年》(小型秧歌剧)、《李春和他妹子》(记建政中一个红白榜的故事)、《唱给姐妹听》等。从1949年11月下旬起,该报陆续策划、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松江文艺》(松江省文联筹委会编)等专页。专页篇幅多为1/2版,刊发过《我们要杀敌上战场》《打狼》《两个朝鲜姑娘》《渔夫恨》等文艺作品。
1950年6月,松江省召开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松江省文联。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主要是: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这个总议题下,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作家、艺术家如何在火热斗争的新时代、新生活中抓住本质并加以正确反映;二是作家、艺术家如何加强学习马克思文艺理论并提升个人的艺术修养。
1951年1月底,依托于《松江日报》副刊出版的《松江文艺》这个专页,正式改为半月刊期刊。主编由关沫南同志担任,副主编由谭谊同志担任。该刊由松江省文联出版发行。其中关沫南、林钰和胥树人发表在《松江文艺》1951年第一卷第一期上的三篇文章最具代表性,这三篇文章不仅强调了“人民文学”观念在当时的绝对指导性地位,而且也把“五四”新文学革命解释进“人民文学”的观念系统,从而确立了这一观念的合法性。
改刊后的《松江文艺》为大32开本,每期40页。刊发不同体裁文艺作品,内容有小说、散文、短诗、相声、快板、短剧等。
1954年1月,松江省委作出调整农村报纸的决定后,省文联原《松江文艺》编辑人员与《松江日报》共同成立文艺组,在报上陆续发表一些主要反映工矿工人生活的散文、诗歌等作品。
1945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进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的黑龙江地区划分为黑龙江、松江、嫩江、合江、牡丹江五省和哈尔滨特别市。在根据地开辟初期,各省(市)工委都着手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黑龙江日报》《松江新报》(后来改为《松江日报》)、《合江日报》《牡丹江日报》《新嫩江报》(后来改为《嫩江新报》)和《哈尔滨日报》相继诞生。战争条件下,在物资严重匮乏、人员不足等困难中,各报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政策,交流工作经验,教育和鼓舞群众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时期,各报都注重坚持报纸的地方性、群众性方针,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把党的机关报办成群众报。同时,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党报通讯网。
1945年11月,侯野烽、章子冈、张向凌、马彦(女)等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从延安来到北安(当时的黑龙江省工委所在地),正式接管日伪《康德新闻》北安支社。此时,原支社社长等早已逃逸,只留一座空无一人的小二楼,里面还有几张旧桌椅。平房印报间还有一台缺件的轮转机、一口化铅锅和散乱的铅字架。
利用这些简陋残缺的设备,他们抓紧开展了印刷厂修复工作。同时跑省工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采写新闻,并用仅有的一台收音机抄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12月1日,黑龙江省工委机关报创刊了。这一天,该报社的社牌也正式挂出。
由于当时采编人员不足,报纸的出版内容暂时以刊登新华社电讯为主,报名为《时事新闻》,1946年2月1日改报名为《黑龙江日报》。
1948年,在当时的原嫩江省会齐齐哈尔市,成立了嫩江省文化协会筹备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1日在齐齐哈尔正式组建了黑龙江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后改为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时,召开黑龙江省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告黑龙江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以下简称:省文联)。
当时省文联的工作人员还不足20人,有两个主要的业务部门:一是编辑创作部,一是文运部。编辑创作部主要是编写以各种文艺形式配合时事、政策宣传的作品,他们根据当时的需要,编写了一些小演唱、二人转、快板式的“诗歌”和小故事,供外县的业余剧团和农村的文艺活动使用。
那时黑龙江省没有一个文艺刊物,不仅省内一些文艺爱好者没有发表作品的阵地,就是文联专业搞创作的人也没有一块发表园地。于是,就有许多信件寄到文联来。为了有个平面载体,培养省内文艺工作者,1950年2月8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文艺》就从省文联这个编辑创作部里诞生了。作为《黑龙江日报》专页,每周出版一期,主要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曲艺及演唱作品,编辑有向一、张浪、宁玉珍等人。该专页出版至1950年10月12日第34期,因黑龙江省文联调整内部机构,于11月1日第35期开始,改刊为《黑龙江文艺》(杂志型半月刊),为综合性文艺刊物,增加了连环画等美术作品,独立出版至1953年12月15日(总第176期)后又改为十日刊。《黑龙江文艺》作为“特刊”,随《黑龙江日报》附送。
1950年,是当代省级文学期刊集中涌现的年份,作为各级文联和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的前身)的机关刊物,这些刊物基本上和其主办机构同步创建。
1953年12月30日,《黑龙江文艺》从改版为十日刊(总第177期)开始,发行至总第203期(1954年9月29日)后,与《松江文艺》杂志合并。
1954年8月1日,松江省建制撤销,其下辖的哈尔滨等市及相关机构合并至黑龙江省,黑龙江省省会迁入哈尔滨市。黑龙江省文联与松江省文联随着两省行政区划的调整,也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文联,办公地点设在哈尔滨市。
1954年10月5日,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黑龙江文艺》与《松江文艺》两个刊物合二为一,刊名仍为《黑龙江文艺》(总期号为第1期),编辑部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26号。合并后的《黑龙江文艺》其方针、任务、内容,也有了一些改变。它以半月刊的形式进行出版,每期20页,印数在一万三千册左右,每期售价一角五分,全年三元六角。合并出版的《黑龙江文艺》为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指引下,精心策划选题,刊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断开创黑龙江省文艺工作新局面。《黑龙江文艺》借着国庆节,同时又是两省合并和省会迁址的机会,使黑龙江省的文艺工作有了一个新的开端。《黑龙江文艺》工作能较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事业和人民的需要,依靠全省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他们克服了工作中的许多困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黑龙江文艺》由过去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改为以工农群众为主要服务对象,仍坚持“普及第一”的方针,成为以反映黑龙江省新人新事为内容的、具有地方通俗性的文艺刊物。
(一)以主要篇幅刊载供给广大工农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演唱材料,以满足工农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按工农兼顾的原则与季节性文艺活动的需要,供给工人和农民以演唱材料和阅读材料。
(二)培养与指导各地业余作者与群众的业余创作活动,交流群众创作经验,推动群众文艺活动。(与内部刊物《黑龙江创作通讯》分工负责)
(三)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开展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中继续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
为了执行《黑龙江文艺》新的方针与任务,为了把这个刊物办好,使它成为黑龙江省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的平台,真正有利于文艺工作和黑龙江省的经济建设事业,《黑龙江文艺》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年来,文艺工作随着整个事业的发展虽然也有一定的进步,但它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群众日渐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比起来,是极不相称的,还有很大差距。
哈尔滨是一座大城市。与过去相比,人民群众的知识层不同了,需要也不同了,适应这种变化,《黑龙江文艺》便由一个主要向工厂、农村群众文娱活动提供宣传材料的刊物,开始向以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本省作者、为广大群众供应精神食粮为主的文艺刊物过渡。
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提供了保证。
“百花时代”的当代文学刊物,是其主办机构面向作家、文学爱好者的一扇窗口,是发布文艺政策、指导文学活动、展示最新创作成果、组织动员作家创作、培养文学新人的重要平台。“百花文学”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文学遗产,其代表性作品至今余响不息,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这段时间有一批文学期刊创刊,一大批文学期刊在这一时期更名,从清一色的《××文艺》改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刊名。《黑龙江文艺》于1956年10月5日更名为《北方》月刊(创刊号印数一万二千册,根据1966年《北方文学》停刊总期号推断,此期号为总第1期),也是赶上了这波潮流。尽管主办机构和编辑团队都没有变化,但《北方》月刊却宣称是新创办的期刊,该刊封面刊有“创刊号”字样。
《北方》月刊,是黑龙江省“百花文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黑龙江省文学期刊发展史上占有主体地位。这种转变并不是简单更换包装,而是更突出文学期刊的办刊特色,追求多样化文学创作,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为文学发展带来活力。
更名后的《北方》月刊,篇幅增加了,而且内容也有较大的变化。刊登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体裁的文学作品分量重了,又增添了杂文、特写、翻译等新体裁作品,明显地增强了刊物的文学性。同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北方》月刊大胆刊发外省作家具有不一样意见的文章以及尖锐批评生活中不良现象的作品,这中间还包括一些年轻作家或者著名老作家如徐迟、韦君宜、李霁野、王西彦、梁斌、刘绍棠、周良沛等人的作品。这种做法,在同年改刊或创刊的文学期刊里是很少见的。
当时,主管黑龙江省文艺工作的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向凌在《北方》月刊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除了这个要求外,其他的限制都是不对的,清规戒律都要取消,这对于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是有好处的。”
黑龙江省文联梁志强也发表文章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所以具有巨大威力,是在于它体现着一种思想自由。这种思想自由能够发挥作家、艺术家的才能和独创精神,鼓励他们勇敢地去开辟艺术上的新途径。”
《北方》月刊是有鲜明政治立场的,那就是人民的立场、党的立场。《北方》月刊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支持先进的事物、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艺术,反对落后的事物、落后的思想和落后的艺术。
1959年1月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北方》更名为《北方文学》。
《北方文学》第1期“编后记”中开篇写道:“从这期开始,本刊改名为《北方文学》,加上‘文学’二字,主要是为了叫得更明确一些。在改名的同时,本刊改由这次省文化大会正式成立起来的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主办。”
在更名后的《北方文学》首刊号上,编辑们以振奋的心情策划了“歌唱1959年”专栏,作为贺岁的献礼。同时,鉴于广大初学写作者的普遍要求,从首刊号开始,杂志开辟了很有特色的专栏,如“给初学写作者”,邀请省内外作家、评论家撰写辅导写作和评论的文章,发表了许多既有见解又有文采的稿件。如连载夏衍同志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
这一时期的《北方文学》,在省文联主任、党组书记和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延泽民的关怀下,在主编严辰的领导下,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改进和提高,作品质量也大为提升,面貌焕然一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北方文学》发行量稳定在一万三千多份。王书怀的诗歌《这铺炕》,韩统良的小小说《家》和《龙套》,陈桂珍的短篇小说《钟声》,由李延禄口述、骆宾基记录整理的革命回忆录《疾风知劲草——抗联四军的童年》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就是这一时期在《北方文学》上问世的。除此之外,《北方文学》还培养出了如郭先红、高凤阁、韩统良、陈桂珍、刘柏生等一大批工人和农民作家。编辑们工作积极、作风踏实,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后,出版机构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启动,黑龙江省革委会创作评论办公室主办的《黑龙江文艺》(试刊第一期)于1973年2月出版,当年共出版6期试刊,1974年改为月刊。原在《北方文学》工作过的老同志又都重新聚集到一起,编辑部一度曾达到40余人。
复刊后的《黑龙江文艺》坚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歌颂伟大领袖,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努力反映我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努力塑造各条战线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武器,克服各种错误的创作思想和不良的创作倾向,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努力。
作为综合性文艺刊物的《黑龙江文艺》,坚决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紧紧依靠各级党委领导,紧紧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发表文艺评论、创作辅导、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故事、小型剧本、曲艺、歌曲、摄影、美术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文艺作品。力求塑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革命的战斗风格的文艺作品;力求做到“尖锐、泼辣、鲜明”,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力求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尤其是其中的青年一代;力求成为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
1974年12月16日,时任《黑龙江文艺》主编黄益庸等三十人在黑龙江省林口县召开《黑龙江文艺》评论作者座谈会。不同意见的争鸣,极大地活跃了当时的文坛,也扩大了《黑龙江文艺》当时的影响。
1977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探索新形势下的出版规律,努力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
1978年,黑龙江省文联恢复活动后,黑龙江省文化局将过渡出版的《黑龙江文艺》移交给文联。时年,一大批省级文学期刊的刊名,又陆续改回“百花时代”的刊名,当年第7期《黑龙江文艺》再度更名为《北方文学》。这一举措充分响应了当时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要求:“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食粮的迫切需要,除了努力出版各种图书,还需要多出版一些期刊。”《北方文学》每一次关键的脚步都能够踩在时代转折的节点上,始终抓住了时代机遇,把握住了时代方向。这一时期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尽管地处东北,但因地制宜,集结起了梁晓声、张抗抗、陆星儿、肖复兴、刘敬元等一批知青作家,形成鲜明的办刊特色,刊发了一批具有地域特征和时代内涵的优秀作品。
为了庆祝党的生日,复刊号上发表了《挥手走来》《党的诞生地抒情》等散文,又设立了歌颂党的优良传统的诗歌专栏——“光辉的足迹”。
为了使复刊后的《北方文学》能逐步做到政治倾向的一致性和文艺形式多样性的统一,当时的编辑部在原《黑龙江文艺》内容的基础上增设了“北国风光”等新栏目。从复刊号起,连载由李延禄同志讲述、骆宾基同志整理记录的关于抗联四军的回忆录。
《北方文学》复刊是广大读者的殷切希望,省文联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具体部署出刊的计划,很多作者给予热情支持。作家秦牧同志为该刊写了散文《寄北方》,中国画院老画家李苦禅为该刊复刊作中国画《兰竹》,省内众多作家为该刊复刊热情投递作品……这些都是对办好《北方文学》极大的支持与鼓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北方文学》发行量最高达到每期18万册。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作品有茅盾的《给一位青年作者》、老舍的《人·物·语言》、萧军的《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其他》、冰心的《空巢》、骆宾基的《呼兰河传后记》、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胡风的《前进曲》、臧克家的《松花江上》、何其芳的《若飞同志二三事》、王蒙的《调试》、刘心武的《紫檀木狮子》、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肖复兴的《生当做人杰》、梁南的《野百合花》、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林子的《给他》、罗达成的《一个成功者和他的影子》、张抗抗的《流行病》、张雅文的《走过伤心地》、陆涛声的《再见千岛湖》、迟子建的《那丢失的……》等等,这些作品在《北方文学》上首发后,才在全国叫响的。
除了上述作家,在《北方文学》亮相的其他作者,大多数都是当年刊物扶持的新人。这些源源不断的新人,使得《北方文学》既有成熟的厚重,又有创新的锋芒。70多年来,《北方文学》共发表了数万篇不一样的风格、不同体裁的文章,所发表文章获国际、国内不同级别奖项的和被转载、选载的作品逾千篇,有力地彰显了黑龙江的风采,《北方文学》也成了全国有名的文学大刊。
不同时期担任过《北方文学》主编的有:严辰、关沫南、鲁琪、李赤、黄益庸、巴波、毕方(陈碧芳)、李福亮、韩梦杰、吴宝三、齐光瑞、佟堃、白荔荔等。现任主编鲁微曾担任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文艺科长、改发办主任,大兴安岭地区文联副主席、大兴安岭作协主席,《北极光》文学杂志主编。2021年调《北方文学》主持工作。
2019年4月,经黑龙江省委决定,将《北方文学》的主管主办单位由1959年确定的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变更为黑龙江省委奋斗杂志社。《北方文学》在其发展史上迎来了新时代、新征程。《北方文学》编辑部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推出体现时代特点、龙江风格和特色的文学精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积极贡献力量。
2022年,《北方文学》有68篇(首)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海外文摘》《小小说选刊》《作家文摘》《诗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台港文学选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海外华语文学》等影响较大的文学选刊转载,扩大了《北方文学》“北方有文学,文学在北方”的影响力。
2022年9月,《北方文学》入选中宣部期刊局、中国期刊协会精品期刊展。《北方文学》作品经《光明日报》期刊平台推荐,获国家出版署《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高评。2023年7月,《北方文学》被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报刊联盟授予“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
重温《北方文学》自创刊到今天所走过的历程,显而易见,作为黑龙江省第一家综合性文学期刊,虽历经坎坷曲折,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宗旨不变。无论历史还是现今,《北方文学》始终坚守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传承发扬文学期刊优良传统,严格遵守“始终如一地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办刊原则,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充分的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