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凤义、方敏（分别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胡钧（1928—2022）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他从教70载，始终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取得丰硕理论成果，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和高尚的育人品格。
胡钧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加入中国地下组织，热情参加；1948年11月赴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研究生班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52年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73年分配至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回校工作。胡钧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一生热爱教育工作，潜心治学，甘为人梯，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
胡钧格外的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始终强调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功。自1952年任教职以来，不仅为学生开设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课，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先后开设“《资本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前沿课程，耄耋之年仍坚持为学生逐字逐句讲授《资本论》。几十年来，由胡钧指导和培养的许多学生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队伍的骨干。他在教学研究中勤勤恳恳，言传身教，深受学生爱戴，1990年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光荣称号。
胡钧格外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普及与宣传工作。1984年，他参与撰写的《〈资本论〉第二卷简要读本》，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重要参考读物。他曾担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副主编，受教育部聘请主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教材的大纲和内容审定工作。针对教学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胡钧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热点问题的思考》一书，受到经济理论课教师的广泛欢迎。他曾担任《教学与研究》杂志副主编、教育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编委等职务，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流与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胡钧是我国《资本论》研究的重要人物，他特别强调对《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他从不就理论谈理论，总是把理论归结到方法论的高度，在他看来，“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任何理论观点都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在某一个时期要突出理论的某些方面，某些理论观点会不断变旧、过时，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则是常青的。《资本论》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里面包含的考察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
比如，胡钧坚持以《资本论》方法论为根本指导来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围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版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论断，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产生了争鸣。他认为，虽然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但不能因此陷入机械的决定论。他指出，“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了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有人机械地理解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这一科学论点，就是割裂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想当然地认为生产力可以脱离开生产关系而独立发展，事实上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资本论》详细阐述了协作、分工、机器工业等关于生产力的内容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把这些发展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胡钧强调“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强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生产关系调整和发展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应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能够确立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政治经济学当前的具体任务是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指明方向，为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理论依据。
再比如，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也体现出胡钧对《资本论》方法论的坚持。在他看来，一些人们之所以存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理解，最终的原因是不理解《资本论》的方法论。胡钧指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最根本的一点是揭示了价值不是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这种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揭示了劳动采取价值形式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也是无产阶级理论家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本质区别，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他指出，“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优于以往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根本之点，正是在于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基础上论证了劳动为什么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采取价值这种形式。不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这一根本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会失去科学性。”
胡钧对《资本论》方法论的重视并不仅体现在纯学术领域，他深知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因此从始至终坚持运用《资本论》的方法论解决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他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辩证方法具体表现为系统方法和发展方法。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有机体即作为一个系统来阐述，进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各要素的内在联系加以分析。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它包括许多复杂的子系统，包括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包括工业、农业、商业等。这个生产关系体系从层次上看，包含深层本质关系、中间层次关系和表层关系。只有弄清这样一个复杂大系统的各个要素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是怎样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才能揭示其运动规律。在这方面，《资本论》是最高范例。胡钧认为，系统方法对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公有制、按劳分配这些本质要素与商品关系绝不能机械地拼在一起，必须运用系统方法揭示它们是怎样有机地组成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这一些要素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究竟是怎样的。胡钧还强调，经验在理论研究中占有主体地位，但经验不等于本质，科学的方法是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架起“中间环节”这座桥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很多范畴，如商品、价值、利润等，不能仅限于直接经验的确认，应搞清楚它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联系。
胡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开拓性研究。1959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揭示了公有制的等量劳动交换（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等价交换之间的本质区别，之后他继续不断深化研究，1989年、1991年和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连续发表三篇论文，系统阐释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为探索公有制内部商品经济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
胡钧明白准确地提出，等量劳动互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深层次的本质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可能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经济利益，人们的利益只可以通过劳动的等量互换来实现。在此基础上，胡钧对公有制下的等量劳动互换与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进行了深刻比较，指出二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劳动”的内涵不同。在质的方面，等价交换的劳动包含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等价交换是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唯一方式；而等量劳动互换的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不一定要通过商品交换迂回实现。在量的方面，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受生产客观因素和劳动者主观因素两方面影响；而等量劳动互换中的劳动量只取决于劳动者主观条件决定的“直接社会一般劳动”，这是胡钧提出的新范畴，用以区别于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胡钧对等价交换和等量劳动互换两种关系的分析，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研究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兼容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还要全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深层次原因，胡钧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商品关系将消亡的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深层的本质特征。面对社会主义仍存在商品经济的现实，正确的分析方法是要找到公有制内部是否包含了存在商品关系的客观依据，这一客观依据就是“旧的社会分工”。胡钧指出，存在商品关系的一般原因是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与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在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组成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其中社会与个人是一种必然的联系，生产者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等中间环节。经典作家的设想是对本质关系的揭示，而不是对经济运行模式的具体描述，并且这种社会形态是与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个人还只是片面发展的个人，这就决定了旧的社会分工还不能完全消除，劳动者之间仍存在“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因此，全民所有制经济采取了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商品关系也就客观成为国有企业联系的恰当形式。现实表明，只要旧的社会分工决定的企业形式存在，商品关系这一形式就不会消亡，就会作为有用的社会经济联系方式而发挥作用。这一论断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重大意义。这一思想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运行与管理》一书中得到充分阐释，该书1991年获得第5届“中国图书奖”。
虽然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交换仍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但这种交换原则与社会主义等量劳动互换是存在矛盾的。胡钧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始终致力于研究怎么样认识和解决这一个矛盾。他提出，通过两个过程可以把等价交换转化为等量劳动互换关系：第一个过程是在企业间建立商品交换关系，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让市场评判各种商品的劳动耗费和同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第二个过程是社会（国家）把企业因为占有和使用优良的公有生产资料而获得的超额价值即级差收益提取出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加以分配和使用，用于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样就把商品等价交换转换为等量劳动互换即按劳分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等量劳动互换不能通过市场直接实现，但又离不开市场来实现。胡钧的代表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理论成果，2001年获得第12届“中国图书奖”。
今天，商品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已成为人类的共识。胡钧指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前提是对商品经济性质的科学认识。商品经济既不能和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画等号，也不是所谓“中性”的关系，而是不同社会制度共有的关系。这种“共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商品经济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共有的表层关系，它是一种特殊的交换方式，本身没有决定制度性质的特殊规定，因而不能成为独立存在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本身与特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拼接，而是一种有机结合，因此，必须搞清楚某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利益关系是如何通过与商品关系结合并实现的，比如简单商品经济是通过“等价值交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通过“等生产价格交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通过“等量劳动互换”来实现人们的本质利益关系的。同样道理，要正确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在深层次上理解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就其物质内容来说，不过是节约劳动时间和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说它复杂，是因为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具有复杂性。胡钧指出，价值规律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计划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形式。理论和实践要求咱们不可以简单把价值规律归结为按比例分配劳动，而要正确说明后者为什么和如何表现为前者，前者怎么来实现后者的要求。正是基于科学的方法，胡钧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提出了深刻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