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撤稿声明中就“科学严谨性不充分”而致歉。但近日，该论文的两位质疑者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却认为，上述操作其实就是“学术不端”。那么，论文数据处理从可接受到学术不端的边界在哪里？这一事件对于势头正劲的量子计算研究会有何影响？如何防止类似现象再发生？《中国科学报》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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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尔的摩案”到“小保方晴子论文撤稿事件”，过去半个世纪里，很多国家都曾遭受过科研不端行为的侵蚀。诚然，那些重大科研不端事件对各国的学术生态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经过对这些事件的梳理研究之后，我们大家都认为，其在制度建构方面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借鉴国际经验，为防治科研不端行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第一，坚持政府主导下的科研诚信综合治理体系。第二，强化机构落实科研诚信相关法规的主体责任，鼓励机构层面建设完整的科研诚信培训体系。第三，完善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机制。第四，加大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惩戒力度。第五，加强科研道德、诚信、伦理教育以及有关研究。
“为研究注入信任是学术出版机构的基本功能。”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自然》旗下期刊与服务集合（Nature Portfolio）编辑政策和科研诚信总监索米娅斯瓦米纳坦（Sowmya Swaminathan）指出，随着科研产出的增长，通过种种措施确保科学记录的完善和健全，并使之尽快被广泛获取正变得日益重要。
近年来，在科研领域，撤稿、数据图片误用、诚信失范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著名高校和教授。这不禁让人疑惑，我国的科研诚信问题慢慢的变多了吗？此外，出现学术不端，除作者外，是否也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失职？如何保证科研诚信、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带着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科研不端行为治理的主体，而学术道德委员会应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诚信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根据笔者调查，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道德委员会的工作存在诸多落实不到位的情况。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学术道德委员会自身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管理层的认识和投入不足，导致其工作积极性不够。让学术道德委员会愿担当、能担当，成为科研诚信建设中的当务之急。
科技期刊出版机构会构建怎样的防火墙？期刊编辑怎么样才能做好“守门员”？期刊会否继续录用有撤稿记录的作者的论文？近日，《中国科学报》就有关问题采访了爱思唯尔全球期刊出版总裁菲利普特赫根（Philippe Terheggen）。他掌管爱思唯尔旗下包括《细胞》《柳叶刀》等知名期刊在内的超过2650种科学技术及医学期刊。
一名科技工作人员建立起被同行认可的价值，往往需要10年、20年甚至一生的漫长时间和积累，科技工作人员应珍惜自己在同行中的声誉和价值。科研诚信与同行认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科研诚信是获得同行认可的基本前提，也只有获得同行认可，才说明你是诚信合格的科学家。
科学家应以做科学的事、讲科学的话、育科学的人、攀科学的峰为己任。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人员的生命。科研工作者应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守住学术道德底线，院士等高层次专家要带头打破壁垒，树立跨界融合思维，在科研实践中多做传帮带，善于发现、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在引领社会风气上发挥表率作用。
我们也常常看到大家谈论科学界的学术不端现象、违反学风与学术道德案例，对个别科技工作人员的不良行径表达失望与痛心。因此，在这个最需要科技的时代，科技界有必要开展科研诚信大讨论，让公众看见我们为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究竟做了什么、怎么做的。
在我国科研水准不断提高、科研活动特点已发生较大变化的今天，科研诚信事件应当怎么样处理好？2021年两会期间，《中国科学报》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学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进行专访。
我们认为，期刊编辑确有责任参与科研诚信以及学术期刊声誉的维护。但科研工作的主体毕竟是科研人员，科研诚信的维护必须从科研人员入手，片面强调学术期刊编辑在这当中的作用，则难免有些本末倒置了。在此我们应该厘清一下，维护科研诚信，期刊编辑能做的事情有哪些，做不到的事情又有哪些。同时，也谈一下撤稿、勘误和学术不端的关系。
最近一段时期，关于科研诚信的话题再次引燃整个网络。暂且不论这次事件最终如何收尾，此次争论的意义在于再次引发科技界对于科研诚信的关注与反思。笔者担心的是事件过后，一切又回到老的模式上去，非常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为此，必须从宏观层面剖析一下为何科研诚信如此重要，却又如此有可能会出现失范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研究机构，培育世界一流人才。但近年来，我国的科研诚信现状不容乐观，一些问题频频暴露，引发社会极大关注。我认为，科研诚信是中国科研机构、大学和所有科研人员的生命线，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们在强调研究的创造性的同时，必须夯实科研诚信这块基石。如果科研诚信这个基石不牢固，什么一流大学、一流人才，都是空中楼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指出，在实际科研活动中，学术自由与社会干涉总是平衡在某个“点”上，同时对学术共同体施加内外两方面的影响。换言之，学界的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最好是相互协同、相互支持，共同促进中国科技高效而健康地发展。因此，当前的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在强调适度外部介入的同时，不应忽视学术共同体的自律、自查和自治。
王贻芳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我们国内基本上争鸣很少，科学界内部认真的科学讨论很少。有些事情一弄就会弄到媒体上去，这本身就不正常，有些讨论其实在科学界内部是能解决的，在国外，科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会通过科学界内部的争鸣来解决，但在中国，操作起来不容易。
如何进行理性质疑、规范学术争鸣、区分学术分歧和不端指责？如何加强科研管理和学术规范教育？如何完善科研失信惩罚与监督机制？如何更好地培育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如何促使包括知名科学家在内的每一位科研人员提升专业精神与学术荣誉感这些都需要在科技界内部达成更广泛的共识，最终形成健康向上的科学技术创新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