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新修订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础要求（试行）》正式将教师教育学确立为教育学二级学科，教师教育取得合理性、合法性地位，成为教师教育界的重大事件——这是我国教师教育学者多年呼吁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当下，建设中国特色教师教育学、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慢慢的变成了教师教育工作者的迫切任务。
4月20日，第二届全国教师教育中青年学者论坛暨《教师教育学报》创刊十周年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举行，围绕“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与学科建设”这一主题，100余名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度研讨。
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何以重要、如何构建？围绕新时代教师教育发展的四大问题，本报记者特别对会议成果进行了梳理。
教师教育体系是人才教育培训中的上游体系，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已是时代所需。
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把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这一基础工程打实打牢。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其他几个国家教育理论借鉴较多，《教师发展研究》主编柴纯青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入新时代之际，教育学发展需要进入“自觉创新”的另一个阶段。
“从知识发展的视角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不大可能提供知识增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不可能匡正实践并指导实践。”深圳大学教育学部部长靳玉乐认为，教育学不能成为“附庸风雅”的学问，应该有独立的学术品格。
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更是它的根本前提和坚实基础。当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教师教育体系不完整更是在所难免。
由此，伊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马永全提出，作为一个具有历史积淀但学科地位确立不久的教育学二级学科，教师教育学的建设必须跟上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把握历史机遇和优势，从源头上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我们要大胆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勇于创新扎根中国大地的教师教育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从而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师教育发展新格局。”西南大学原副校长、教师教育学院教授陈时见说。
在呼吁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步需要厘清何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在教师教育研究者看来，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一要具有“中国特色”，二要“指向高质量教师培养”，三要对教师教育各要素进行“系统构建”。
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首先是“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马永全认为，只有立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才能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教师教育学的‘中国’体现在要培养符合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和新时代要求的教师，以及开展基于中国本土的教师教育实践，并据此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教师教育的普遍规律，让教师教育理论充满中国‘筋骨’”。
比如，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饶从满主导建构的新时代中国教师素养模型，就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
“尽管伴随全球化的进展，教师素养元素呈现慢慢的变多的共性，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有几率存在一个超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师素养模型。”饶从满说，“所以我们建构新时代中国教师素养模型，必须要思考‘中国’的规定性。”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杨九诠在回应饶从满教授的研究成果时表示，“只有当我们真正创造不易流行的、科学化程度很高的、能称为知识的内容，甚至让别人来向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才算真正拥有了高质量自主知识体系。”
而在陈时见看来，影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因素纵然多种多样，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
“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高质量的发展趋势，坚持把高质量教师培养作为发展目标，把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作为核心任务。”陈时见说。
与此同时，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建设还需要顶层设计，统筹教师教育的众多要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当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关于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研究显示，这一体系包含培养体系、培训体系、配置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系等5个方面。
“从这5个角度全方位讨论中国教师教育体系在国内尚属首次，我们把教师教育体系纳入这样的一个基本框架中来，核心目的是保障教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朱旭东说，尽管这一体系目前尚处于理论框架搭建阶段，但它无疑带给教师教育学界足够的想象空间。
构建新时代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需要久久为功。如何发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认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要干好四件事——鼓励吸引好学生读师范，把好学生培养成好教师，让好教师适得其所，助好教师不断成长。
为此，管培俊从构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师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构建矩阵结构的教师人才教育培训体系等12个角度为教师教育体系构建提出建议。其中，他特别强调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水平人才教育培训体系”。
“教师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思想引领，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以教育家精神涵养师德养成，以教育家精神塑造新时代教师队伍，引导激励广大教师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成为‘四有好老师’，做到‘四个相统一’，争做‘大先生’，不负使命担当。”管培俊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则从教育家精神的六个维度分析如何将教育家精神与教师教育深层次地融合，提出“用教育家精神融入和引领教师教育全过程”。
指向教师教育内容构建，刘复兴建议教师教育体系构建要面向“全方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要求强化教师教育内容，比如不断强化教师教育中有关五育融合、拔尖创新人才教育培训、思政课融入、劳动教育、美育、科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评价素养的内容。同时，他提出“把推动全体教师掌握数字技术及其教育应用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一点，也正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范国睿所提倡的。
在教师数字素养重要性被一再强调的今天，范国睿在调研中发现，中小学教师对教育和数字技术融合持积极态度，但数字化应用得分最低。
“这表明中小学教师虽然有较强的数字化学习积极性，但是有几率存在每个方面的制约因素，阻碍其数字素养技能的学习与掌握。”为此，范国睿提出了“以数字化改造教师教育体系、建立与完善灵活便捷实用教师在职培训体系、建立与完善教师数字化远程教育体系”三点建议。
需要关切的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一直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难点，我国乡村中小学在校生占比过半，乡村教师的质量直接影响我国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上的问题。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破解乡村教师发展难题是重要突破口。
基于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戴伟芬认为，“真正适合乡村学校的教师一定是经过本土化和在地化学习和培养并胜任乡村学校教学的教师”，为此她提出“明确融入地方性培养目标，定向培养高质量乡村教师”“优化职前教师培养课程教学体系，充实乡村教育知识与技能储备”等五大乡村教师职前培养的建议。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康晓伟同样表示，要激励乡村教师扎根乡村沃土，需要从“改善发展环境、优化培养模式、增强教师韧性与教育专业情感”三个方面发力。
与此同时，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由谁来办”也成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构建中绕不过去的话题。围绕教师教育体制机制这一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国民结合近20年师范院校师范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历史，以及师范院校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挑战提出建议——“师范院校应该在走向综合化进程中重新定位：坚定教育自信，突出打造教师教育特色院校”。
在师范院校纷纷综合化的背景下，让师范院校真正回归初心，以教师教育为主责主业，充分的发挥其教师教育优势，无疑对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极为关键。
从理论建构的视角而言，推动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构与学科建设，需要一批真正以教师教育为志向、勇于追求真理的研究者。
“如果没有教育学者、没有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精神的坚守，教育学的自主发展必将成为一句空话。”靳玉乐呼吁教育学者要当好“专业守门人”。他表示，教育学者必须体现出对教育正义、良知的向往，对教育丑恶和不公的抨击，对教育自由与平等的维护，对教育知识与真理的孜孜追求，具有坚持真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学术信仰、批判意识和能力等学术精神品格。
教师教育学界正需要这样有良知、有追求的学者——陈时见在近20年推动教师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教育最大的短板正是教师教育人才队伍的短缺。
“今天我们不缺高水平的研究者，缺少的是有教师教育情怀的研究者和勇于创新的研究者。”陈时见说，“我们大家都希望寻找一批这样的人才，支撑起教师教育学科建设的重任。”
“我以为青年学者太重要了，他们是未来教师教育学术发展的后备力量，只有一批教师教育青年学者发展好，才能为教师教育学的飞跃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朱旭东说。
如何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宽广的平台？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刊物分会理事长高宝立以学术期刊的定位为例提出，“面向青年学者、服务青年学者、培养青年学者是教育期刊的一种远见。青年学者是未来一份教育专业期刊能不能走得远、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时候我们要关切青年学者。”
追求教育的真理，相信教育的力量，面向新时代，今天的教育学者肩负着重大的时代使命。
正如南京大学教授操太圣援引西蒙·吉布斯等人所著《教育专业实践的变革》中一段话所言，“当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依然没办法避免全球灾难时，我们想知道教育和教育家是否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他们盼望所有参与教育的人能够停止他们一直在做的，去反思和讨论教育可能对整个社会所具有的更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