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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全面来临，数字技术竞争成为影响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动力之一，无论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软技术”，还是高端半导体等“硬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都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趋势。2025年1月10日，美国最高法院加速审理涉及强制出售或全美封禁短视频社会化媒体平台TikTok的法案，让众多TikTok美国用户忧心忡忡，大量自诩为“TikTok难民”的美国用户开始大规模涌入另一中国社会化媒体平台——小红书（RedNote）。截至2025年1月15日，该用户迁移潮直接促使小红书在87个国家登上AppStore的免费排行榜第一位，其中就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等国家。

  与此同时，作为“赛博难民”涌入小红书的美国及部分欧洲用户通过主动选择和协商调适，与作为“原住民”的中国用户共同栖息于新的“网络家园”，展现出极为友好的交流氛围。他们不仅就各自国家的文化、生活、趣事进行分享与讨论，还热情参加跨文化的互动活动，如语言学习、才艺展示、时尚搭配等，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文化交流现象。这一奇观化现象说明数字时代的网络用户并未因客观的政治冲突或宗教信仰差异改变个人对平台的选择，反而更注重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匹配度和群体认同感。

  鉴于此，本文拟结合TikTok和小红书的平台属性，从用户—平台的关系出发分析驱动“TikTok难民”选择自主迁移并付诸协商实践的原因，同时也提出冷思考：此次以小红书为主阵地的“全球化数字交往”是持久的历史浪潮还是情绪化的数字？新的“网络家园”面临哪些可持续发展问题？

  小红书的官方定位为生活方式平台和消费决策入口，旨在让用户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标记生活点滴，找到各种生活方式的灵感和推荐，主张以“种草”的方式将消费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与企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价值，从而完成价值变现闭环。因此，小红书汇聚了大量以年轻人为主导、具备强消费能力的用户群体，此类用户通常展现出高平台黏性以及活跃的月度使用特征。然而，小红书此前的国际化战略并未采取激进路线，而是有选择性地聚焦于海外市场中的华人群体及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外国用户。为迎合这部分用户群体的特定需求，小红书依然选择提供中文界面及内容，并未配备内置的实时语言翻译功能。小红书得以在一夜之间实现“国际化跨越”，不仅根植于TikTok用户长久依赖的平台属性与算法推荐机制，而且与威廉·斯蒂芬逊提出的传播游戏理论中娱乐与大众传播之间关系的动态演变紧密相连。在此理论框架下，小红书的顺利出海可被视为平台功能、用户画像与传播游戏化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类迁移的动因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既包括因规避战争冲突与摆脱压迫而进行的逃避性迁徙，也涵盖了追随自然资源以及占据战略性地理位置的主动性迁移行为。社会化媒体平台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技术与应用服务形态，深度融入并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当前，全世界内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市场已形成了“由量转质”的存量竞争格局，其中，即时通信应用、综合性社会化媒体平台及移动短视频平台等形态繁多。这一些平台因具备使用门槛低、内容浅表化及弱关系社交等特征，而普遍展现出“快餐文化”的属性。与实体地域空间的迁移现象相似，每一个社会化媒体平台所构建的“数字地方”，均孕育着独特的媒介生态环境与社会关系网络，用户对于特定平台的选择行为，实质上是对其数字身份与归属地的一种建构过程。然而，与实体空间迁移相比，数字地方的转换因技术赋权的便捷性而呈现出更高的不稳定性。这种转换不仅受到用户个体对平台情感倾向这一内部心理因素的驱动，同时也受到群体认同感的形成、关系网络的构建等外部吸引力的影响。

  用户对平台的情感态度既是推力，也是拉力。TikTok能够从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网络巨头中杀出重围，重点是其以协调过滤和语义推荐主导流量分配机制，这直接打破了基于用户关系驱动信息传播这一传统模式的板结，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在赛博世界里改天换命的可能，同时也为用户在内容泛滥的当下提供了更直接的“可能相关内容”。当用户在平台内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资本，产生媒介依恋（mediaattachment），又因客观因素不得不离开时，一个功能相似、内容生产与分发模式相同的替代性平台便更容易成为新的“家园”。

  小红书与TikTok在平台属性、用户画像和推荐机制上都有相似之处。它们均为算法驱动的智能媒体平台，以简洁直观的界面设计展示高质量视觉化内容。在用户定位上，两者均拥有全世界内分布广泛的年轻化用户群体，这些用户共享圈层文化，也因此形成了具有着强烈社交属性的社区。就平台的可访问性而言，小红书提供了极为便捷的下载与注册流程，用户能直接在美区AppStore中一键下载应用，并通过全球通用的手机号码轻轻松松完成注册程序。相比抖音（TikTok国内版）或其他社会化媒体平台，小红书的低转换障碍和情绪价值上的高报偿比率足以吸引客户留存，让这一次赛博迁移具有合理性。

  群体认同与关系网络对用户迁移意向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效应。由于评论、点赞、分享等行为的可见性，TikTok用户更容易受到社交关系网络的影响。本质是用户希望被社交媒介互联网群体所认可和接纳，在互联网集体中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在“TikTok难民”迁移潮大规模兴起之前，TikTok上就已出现大量与小红书有关的视频内容，它们大多由已完成迁移或有相关使用经历的用户制作。当用户周围的好友、关注的意见领袖等社交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成员开始使用或推荐某个新的平台，或者频繁讨论某个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时，这种社交动态会激发用户对该平台的好奇心。用户可能会认为，加入这样的平台能够增强与社交网络中其他成员的互动与联系，进而提高个人在互联网群体中的归属感与价值感。这一心理动机解释了“从TikTok到小红书”这一迁移行为的决策逻辑，同时也可作为美国用户在小红书平台上与中国用户互动后，对中国应用产生浓厚兴趣并付诸下载行为的有力阐释框架。

  自1967年美国学者威廉·斯蒂芬逊发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以来，“传播即游戏”的视角以及游戏研究领域的系统性探索便取得了显著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理论中的“游戏”概念超越了其字面含义上的社会活动范畴，而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特定文化语境下集体与社会反应的体现，它广泛植根于人类历史中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中，涵盖了仪式、庆典、竞技、玩耍，乃至部分家庭、社会生活及工作领域的诸多方面。在此框架下，受众与媒介的接触及选择行为同样可被视为一种“游戏”。具体而言，人们浏览信息、开启电视、选取感兴趣的版面或频道、在合适的时间与空间内阅读或观看内容，乃至根据自己主观兴趣随时调用各类媒介资源，这些行为均可被理解为“游戏”行为的实例。

  “TikTok难民”这一标签由用户自发采纳，指的是因TikTok可能在美被禁被迫“出走”的用户群体，他们主动游离于“社会控制”，有意识地进行平台迁移，在小红书开设账户，以此规避或缓解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人媒介使用的影响。这种“选择性会聚”深刻体现了用户的高度自主性，可视为一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游戏”。相较于地理政治学考量及所谓的数据安全议题，用户强调个人在传播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和自我发展，秉持“传播快乐”（Communication-Pleasure）的观点，关注平台的内容质量和社区氛围，寻求自我认同的探索和社交压力的缓解。

  长期以来，业界和学界都以悲观态度看待网络文化展现出的游戏化景观，此次大规模用户迁移得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媒介发展的“游戏逻辑”。无论是“TikTok难民”还是其他通过自主游戏实现愉悦传播的群体，均启示传播研究在数字媒介时代需更加聚焦于主体性与乐趣性的凸显，深入探索科学与人性真正融合的问题域。

  “TikTok难民”大多为乐于对话、依赖媒介、追求快乐和时尚的用户，他们基于共同兴趣与爱好，通过分享生活片段与交流思想增强个体体验，以主动选择和协商调适的方式顺利融入与平台“原住民”的文化联欢中。

  在“TikTok难民”迁移潮发端之际，小红书尚未集成内置的实时翻译功能，导致美国用户在交流时主要依赖英文或需借助外部第三方翻译软件克服语言壁垒。除了语言这一显性障碍外，还有文化圈层带来的互动文本差异，这促使“TikTok难民”们采取一系列策略性行动以促进文化适应与社群融入。具体而言，这些用户邀请中国网友为自己定制中文名，将个人用户名设置为“英文名+中文名”的模式，或是选择加入“momo”这一匿名社交群体，以此体现自己对平台社区文化的尊重与接纳。尤为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猫税”（cattax）这一话语符号在小红书上扮演了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它本身源于小红书社区的“云撸猫”文化，经由话题讨论发酵为富有创意的“猫咪外交”——远道而来的“TikTok难民”需履行分享宠物猫照片这一社交义务，以此等同于某一些程度的“缴税”，许多外国网友还用上了最新的猫咪表情包和缩略语。通过这一机制，中外网友得以在轻松愉快的软性话题互动中降低文化休克带来的不适感，从而有效缩短彼此在赛博空间中的心理距离。

  为了更快地融入小红书，初来乍到的“TikTok难民”们各显神通，自发制作真诚的始发帖子，以此作为社交货币：英美艺术家分享自己的古典绘画作品，与汉服博主形成跨文化的美学对话；音乐创作者发布原创音乐视频，展示美式乡村、西海岸嘻哈等音乐风格；居住在北美的爱斯基摩人分享日常生活vlog……于是，通过算法分发，生产自世界各地的内容得以展示在完全陌生的小红书“原住民”的首页上，而他们亦以最开放包容的心态对这些作品给予正向反馈，评论区几乎是中英双语的问好与赞美，文化隔阂导致的解码偶然性似乎都被细节化、亲近性的文本消解。更有趣的是，这种跨文化的互动与反馈激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交热潮，如“辅导中国人做英语作业”和“教美国用户学中文”等活动，这不仅促进了语言学习的交流，还呈现了互动双方各自生活的真实图景，是真正的“个体化叙事”。

  相比阅读所有信息后进行筛选，人们更愿意向与自己价值观、立场、态度等相似的人和内容靠近，凭借标签寻找自我的“同温层”。小红书以内容标签匹配机制实现内容与人的连接，使圈层之间的界限分明，形成了乌托邦式的社区氛围，这也成为“TikTok难民”融入并留存于平台的核心吸引力。大量来自全球各地的动漫爱好者、乙游玩家、kpop粉丝在这一新“家园”找到同好，以更加纯粹和真实的面貌参与社群互动。

  在面对由政策调整及市场动态引发使用权限紧缩的情境下，“TikTok难民”深刻认识到他们向小红书的迁移是一项迫切的“生存策略”，旨在探索并确立一个可持续的数字生存空间，以维系其社交互动频率与内容创新活力，而这一行为势必影响平台原有的社区架构与内容生态。因此，迁移群体内部自发兴起了一股自我审视与规范的潮流，通过内部规范与自律促进新用户快速融入新环境，维护社区的和谐与稳定。在进一步探索平台文化、价值观及规章制度后，先行加入小红书的资深用户会主动承担起引导新用户的责任，他们利用多样化的形式，如详尽的指南帖、实时的直播圆桌论坛等，向新成员普及平台的运作规则、流行术语及潜在的文化规范；同时，针对部分含有强烈政治色彩或情绪化的帖子，群体内部成员会以评论或私信的方式提出抗议并进行，展现出社群责任感与自我净化能力。此类行为模式实质上构成了“TikTok难民”群体内部的非正式文明公约，在公约的隐形约制下，他们尊重并接纳新平台的文化特质，以此实现自我展演与网络社交的无缝对接与再生，展现出传播游戏化的情境下社区文化的动态性与可塑性。

  此次用户迁移明显提升了小红书的海外声量，使其成为联结中美两国用户、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然而，当迁移初期所带来的新鲜感与高度关注逐渐退却后，如何在保证网络秩序的前提下合理调适70万新增海外用户与平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小红书必将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美国政府针对TikTok所采取的制裁措施，被“TikTok难民”视为对其权利以及个人社交选择权利的严重干涉与不当剥夺。在此背景下，“TikTok难民”群体基于对自身权益受损的认知，纷纷选择迁移至小红书，以此公开直接地表达对美国政府有关政策的不满与，从而在虚拟社交领域构建一种基于共同立场与诉求的新型社群联结。从这一方面出发，“TikTok难民”在小红书所展现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蕴含了他们对美国政府现有政策的抗议心理，也体现了对未来社交环境变革的预期与诉求。基于以上动因引起的用户迁移是否将演化为持久的数字全球化浪潮，还是仅仅为昙花一现的数字，暂未可下定论。

  在当前发展阶段，小红书面临着与TikTok专业内容生产者的商业化合作困境。随迁移潮而来的TikTok专业内容生产者对于小红书而言是吸引流量与提升用户黏性的关键要素。然而，小红书的流量变现深度依赖中国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对于外籍网红或国际大品牌而言，驻扎小红书不可避免地涉及跨平台连接与商户注册的合规问题，其中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将极度影响合作积极性。

  此外，“TikTok难民”在小红书这一新环境中通过满足群体期望和遵循从众心理获得认同感，他们倾向于模仿平台内流行的内容风格、互动模式及行为准则，以期快速融入并避免被边缘化。由此，这一过程可能会引起个体原有独特性的逐渐丧失，即“个体异化”现象，甚至会出现模仿“TikTok难民”骗取流量的情况，长此以往，将破坏小红书独有的社区氛围，造成用户流失。进一步地，“TikTok难民”和原住民之间都已在平台内构建多个迅速传播与集体情感共鸣的空间，这种联结若未能得到妥善引导，可能引发群体间的误解或反噬，进而产生地域/国度间的负面刻板印象，甚至升级为网络暴力或仇恨言论。

  赛博难民的大规模拥入必然带来平台信息的爆炸性增长，这让小红书社区运营和内容审核的复杂性和难度大幅度提升，用户间文化、价值观及法律和法规背景的差异性都会直接作用于平台内容的主题选择、表达方式及价值取向，在这一过程中，若某些未经妥善筛选与处理的话题被允许流通，它们非常有可能触及政治敏感地带或是与国内公序良俗相悖，从而诱发监管层面的风险，并进一步促使社会舆论格局发生波动与分化。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已远远超越了网络站点平台单纯商业化运作的范畴，而是深刻关联到国家间的文化碰撞与经济交流，乃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潜在挑战与应对需求。在此背景下，小红书及相关监管部门需在把握对外传播契机、保障用户的同时，持续探索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平衡点，通过健全双版本运营策略、算法审核技术、用户举报与反馈机制，共同构建一个健康、有序且安全的“网络家园”。

  “TikTok难民”主动拥抱中国社会化媒体平台，构成了一次独特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球化数字交往，我们虽无法确保文明间的“高墙”能够被彻底推倒，但“满园春色关不住”，文化的余韵恒久绵长，我们不会忘却现下这片独特的“网络家园”内洋溢的热情、包容及集体亲近的联欢氛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份源自民间的真挚情感能够持续传递，共同绘制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一社会化媒体实践的崭新篇章；我们有信心预测，在网络世界的互联互通中，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越发紧密相连。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首都网络站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与协同治理体系研究”（批准号：22XCA002）的阶段性成果]

  郭全中 王映骅 司茗嘉.“TikTok难民”现象透视：用户—平台的情感驱动与游戏实践[J].新闻爱好者，2025（4）：32-35.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4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