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们国家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贸易利得是一国内外循环态势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多部门投入产出联系的贸易利得量化模型，结合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测算了1987—2017年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贸易利得，研究之后发现：第一，中国内循环的贸易利得呈下降趋势，中国外循环的贸易利得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中国内循环的贸易利得依然大于外循环的贸易利得；第二，相对于外循环，中国内循环贸易利得的持续能力、空间关联效应和升级潜力都更大；第三，中国内循环贸易利得和外循环贸易利得之间，不存在正向的空间关联效应。在习经济思想指导下，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打通双循环之间的堵点，有助于实现双循环贸易利得的良性互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容提要：观察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可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发生在第4季度，即存在“异常投资”行为。针对这一特征事实，本文试图从税收筹划视角进行解释。基于两期投资模型的理论表明，给定固定资产折旧具有税收规避功能，企业推迟投资并在获取更多财务信息后再做投资决策，相当于持有一项“等待期权”。企业经营不确定性越大，“等待期权”价值越高，年末投资以降低所得税负担的动机越强。进一步，基于加速折旧政策出台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为，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弱化了试点行业的“异常投资”行为，而且该效应在盈利能力强、所得税的税率高、财务信息不确定性高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比较小。特别地，试点行业在加速折旧政策实施之后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到非常明显改善，尤其发生在“异常投资”程度高的企业，这反映出“异常投资”行为在帮企业实现税收规避的同时，会损害其长期绩效。本调，理解企业的税收筹划动机对于推动财税政策改革以助力投资提质增效具备极其重大启示意义。
内容提要：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为中国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沿用上述两种方法开展后续研究存在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相似对象下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相等；第二，不同对象间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可比。本文从Cochrane（1991，1996）的资本回报率定义出发，利用投资的q理论构造单一测算思路——资本边际转换率测算方法，将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融合在“资本回报率=资本边际转换率”的经济意义下，实现相似对象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相等，并将不同对象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对比建立在可比的资本边际转换率基础上。可以证明，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分别是本文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特定应用。综上，本文方法为未来中国资本回报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可以轻松又有效替代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
内容提要：技术进步方向是决定经济稳步的增长和要素分配的重要的条件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对于技术进步方向的定量研究仍然十分欠缺。本文尝试在生产函数中同时引入希克斯中性生产率和劳动增强型生产率，直接在微观层面识别和估计技术进步方向。综合使用1999—2016年中国工业公司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为，样本期内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有着非常明显的偏向性特征：劳动增强型生产率增速保持稳定，年均增长10%，带动产出年均增长1.0%；希克斯中性生产率带动产出年均增长2.5%，但金融危机过后尤其是2011年后增速明显放缓。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跟着时间演进，有偏技术进步对产出的相对贡献逐步的提升，并在样本后期成为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估计结果还显示，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企业自身成长，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贡献有限，配置效率任旧存在较大改善空间。本文刻画了21世纪近20年中国制造业技术变迁的整体图景，可以为新常态下推动技术创新、促进高水平发展的政策选择提供重要的经验支撑。
碳排放规制、企业减排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
内容提要：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能否切实对企业形成减排激励非常关注，也是理论研究亟须探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从公司制作效率视角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解析。研究之后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明显提升了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该市场机制还未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试点地区和同行业非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之后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采用基准法核算、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企业市场定价能力相对更低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消极作用会更明显。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还明显降低了控排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提升了绿色生产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本文从公司制作效率视角揭示了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国家统一碳市场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策略的深化都具备极其重大参考意义。
内容提要：正确地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实现共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税收是调节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的重要制度。各项税收最终被劳动和资本负担，并影响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税收归宿理论和模型，全面测算了我国2002—2018年间各项税收对劳动和资本形成的税收负担及对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我们国家资本税负一直高于劳动税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税负上升，劳动税负下降。其中，劳动的间接税负担持续下降，劳动的直接税负担持续上升，劳动总税负呈下降趋势；资本的直接税负担远低于资本的间接税负担；在各项间接税中，企业所得税最有利于降低劳动税负、增加资本税负。税收的要素分配结果为：间接税具有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资本收入份额的作用，直接税则相反，综合看来，税收总体上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企业所得税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贡献率最大，年平均贡献率达到66.22%。
内容提要：监管处罚作为审慎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防范化解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均具备极其重大作用。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银行业微观数据，考察了银行业监管处罚对银行个体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监管处罚显著抑制了违规银行风险，有利于维护银行系统稳定。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办法》修订后，对银行风险防范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监管处罚有效性，发现监管处罚的风险抑制作用不仅具有长期效应，还能起到“杀鸡儆猴”的警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的规模和国有属性会弱化监管处罚的风险抑制作用，而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之后这种弱化作用有所减小。此外，搭配经济类处罚或纳入机构为主体的处罚措施实际效果会更好。但监管处罚也存在对高风险银行处罚不足，而对低风险银行处罚过度的问题。本文丰富了监管处罚有效性的内涵，为建立防范化解银行风险的长效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
内容提要：企业的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表现正在成为全球主流投资策略，然而其背后的投资机理尚未形成共识。本文将企业ESG投入引入生产决策模型，从共同机构持股的微观视角提出可能存在企业协同治理和合谋舞弊两种对立的机制，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2371家上市企业的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持股会显著降低企业的ESG表现，从而支持合谋舞弊的观点，其背后的原因是共同机构持股会提升企业市场垄断地位，减弱企业ESG投入的内生动力和压力。研究还发现，共同机构持股对企业ESG的负向影响主要由主动型机构投资者中的基金驱动，而长期机构投资者对企业ESG表现无显著影响。最后，共同机构持股对ESG表现的负面效应主要通过环境、公司治理以及产品三个维度呈现。本文不仅为ESG投资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也同时在反垄断与资本市场如何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内容提要：借助我国2016年系列精准扶贫政策，并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了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研究之后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确实能够对基金投资产生积极的信号作用，且作用效果不因精准扶贫方式而改变；对于民营企业，这一信号作用更为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准扶贫披露对基金投资的信号作用由于企业模仿现象的加剧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本文对影响机制进一步剖析发现，公司披露精准扶贫向消费者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进而增加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基金确实能够认识到这一信号传递机制并进行投资，并且投资于精准扶贫公司对基金的业绩和资金净流量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本文证实企业披露精准扶贫传递了积极的信号，为深入挖掘企业精准扶贫的内在动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汇聚企业力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
内容提要：当前住房和房贷分别是中国家庭资产和负债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房价如何影响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本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根据结果得出：信贷驱动型房价上涨会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会使部分具有购房能力家庭通过配置房产跃升为财富水平更高家庭，增加负债家庭中高收入群体比重，促进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会提高新增购房家庭配置房产难度并引发购房家庭中低收入群体债务扩张的乘数效应，降低其财富分配权重，抑制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优化。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后者的作用效果更强。收入驱动型和需求驱动型房价上涨能够提高购房家庭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分配权重，起到改善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的作用。政策应对方面，“家庭负债收入比”可以作为区分房贷扩张“好”与“坏”的信号变量，盯住其对房贷供给进行动态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抑制具有潜在金融风险的“坏”房贷繁荣，也能保障家庭用于改善资产状况和提高效用水平的“好”房贷需求。
内容提要：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主要组织模式，但互联网平台化组织模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仍不明晰。为此，本文构建了互联网平台、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博弈模型，研究互联网平台化组织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之后发现，当互联网平台收取会员费时，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会提高加入平台的线上生产企业创新水平，降低不加入平台的线下生产企业创新水平。网络站点平台的出现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与社会最优相比，市场均衡创新水平仍偏低。随着网络站点平台覆盖的市场范围扩大，网络站点平台对线上生产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越大。相较于会员费，平台收取交易费会降低生产企业的创新水平。当平台收取的交易费较低时，网络站点平台仍可以提高线上企业创新水平，但当平台收取的交易费过高时，网络站点平台反而会降低线上企业创新水平。本文结论表明，政府应继续鼓励网络站点平台化组织模式的发展和深化，推动网络站点平台化组织模式与企业创新的良性互动，并重点关注平台收取过高的交易费。
